英模人物李先贤

　　王志华

　　李先贤，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濮阳分区委员、濮阳四区区委书记、濮阳县委执行委员，东纵青年一大队营教导员兼任组织科长，濮阳县政府保卫科长，卫西工委书记，延浚汲淇四县边工委书记，卫滨县委书记，冀鲁豫四分区办事处副主任，冀鲁豫四地委城工部副主任、主任，冀鲁豫四地委社会部副部长，平原省公安学校教务主任，公安厅政保处长、人事处长，河南省华新纱厂副经理。省工业厅纺织处长，省工矿实验所副所长，省委工业部厂矿处处长，省化工石油局副局长，开封市委书记处书记，省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开封化肥厂党委书记，省第二轻工业厅厅长，省轻工业局局长，省化工石油局核心组组长，郑州轻工学院院长、党委书记等职。

　　一

　　李先贤是一名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李先贤，又名李建书，化名刘玉峰，1918年出生于河南省濮阳县两门镇一个中农家庭。先贤少时，家里有父母和兄弟5人，以务农为生。

　　1926年，先贤入本村育英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因家庭困难而辍学，后经校长田秉和介绍留母校任助理教师，晚上自学深造。这个学校的校长、老师多系共产党员，他们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经常把《双手》、《苏

　　俄视察记》、《莫斯科印象记》、《水平线下》等进步书籍介绍给先贤看，先贤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和共产主义启蒙教育。在党的哺育和培养下，1932年3月，经校长田秉和介绍加入共青团，入团后，先贤散发传单，积极宣传党的政治主张。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少年时代的李先贤追求进步，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参加了濮阳县姚家暴动，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李先贤不畏强暴，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1934年春，李先贤与组织失掉联系，1935年春到本村同聚丰粮行学会计，次年因病辞退，回家务农。

　　1936年冬，先贤以开小商店为生。1937年10月，经张连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先贤就在本村救亡小学当教员，掩护工作。

　　二

　　1938年9月，李先贤正式参加工作，担任濮、滑分区区委会组织委员。1939年3月调濮阳县四区任区委书记。是年12月，调濮阳县委会任县执委。1940年2月，李先贤搞扩军工作，他以教导队一个排为基础，发展抗日队

　　伍1000余人，后编入东纵青年第一大队，李先贤任政治处组织科长兼一营教导员，同年8月，调濮阳三区任大区委书记(大区下分若干小区)。10月，濮(阳)滑(县)根据地委变化退出濮阳，这段时期环境非常艰苦，除日寇连续扫荡外，又有叛军高树勋、石友三部向根据地进攻，再加上封建地主武装快刀会的骚扰，将武装部队和政权机关都挤出去了，只剩下党的机关在坚持工作，李先贤和县委机关同志一直坚持到地委直属机关撤退。1940年10月，全县干部在丁月城集会，编区干部大队，县委决定李先贤担任大队长。李先贤带领区干队人马突破敌人重重封锁线，到达大河区地委机关。经过这次严峻的环境考验，使李先贤受到了锻炼，为以后开展革命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40年3月，亲日派汪精卫在日本首相近卫的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欺骗和诱降下，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电文，离开了重庆到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公开当了遗臭万年的汉奸卖国贼。

　　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把矛头指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5日，日寇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五五”大扫荡。当时敌人在解放区修公路，安钉子(建立据点)，并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把大块解放区分割成棋盘式的小块，实行所谓囚笼政策。1940年10月，中共冀鲁豫六地委(1943年改为四地委)书记赵紫阳把李先贤派往卫河以西敌占区去工作，决定成立卫西工作委员会，李先贤任工委书记。

　　为了进入卫西地区，赵紫阳写信将李先贤、赵良珍介绍到八路军教导三旅谭甫仁那里。谭政委派敌工科长常宏彬将李、赵送到与八路军有关系的伪二十四路特务团，这个团的官兵大部分是淇县、浚县人。李先贤、赵良珍在此抓住有利战机，先交朋友，然后通过朋友关系到达工作目的地。

　　先贤根据上级指示和当时形势，卫西工委研究确定了四项任务：第一，发展地下党组织;第二，成立地下军(主要是掌握天门会的灰色武装);第三，维护冀鲁豫平原与太行山的交通联系;第四，搜集敌人情报，建立情报网。李先贤根据决定开始全面工作。

　　秘密发展党员，壮大抗日力量。李先贤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开始从同情着中发展党员，重点是工人、贫雇农和爱国抗日的青年。为了防止敌人破坏，发展党员采取个别发展，单线联系的原则，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一般不建立组织，只在党员集中，条件具备的地方建立组织。

　　李先贤在卫西工委以交朋友的方法进行工作。在交谈中发现有民族气节、爱国思想的人，就进行考察教育，逐步发展成工作关系，再从工作关系中慎重地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发展党员。争取团结知识分子，利用民族矛盾争取伪军伪会团武装，并逐步掌握灰色武装，做好情报工作。

　　广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全国各阶层大多数人都要求团结抗日。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李先贤积极开展这一工作。

　　卫西工委书记李先贤为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广交朋友的方式，结识了许多社会名流和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李先贤在与各界人士打交道的同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当时的宣传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妥协;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宣传共产党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的事迹，用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抗日，不实行国共合作，搞分裂，推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中取得的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的胜利;揭露国民党搞“曲线救国”、制造皖南事变的罪行。并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宣传、教育争取各地知名人士。

　　李先贤除了在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外，还在普通工人、农民中做了大量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开辟地下交通线。卫西地区是冀鲁豫平原通往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要道，卫西工委会把维护冀鲁豫平原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畅通，保证党、政、军干部往来安全，作为她的主要任务之一。

　　冀鲁豫党委为了预防浚、汤地区交通线遭到敌人破坏，影响与太行山区的联系，让李先贤从延浚汲淇四县边区开辟第二条地下交通线。这条交通线从1943年冬开始筹建，到1944正式建立了交通站。地委派王东亮任站长，李先贤发展王鸿宪、张吉祥、赵玉山、孔庆堂、张智松等同志为交通员，这条交通线由延浚汲淇四县边“工委会”领导，通往太行山汲县的狮豹头。

　　第二条交通线建立后，往来护送有时也采取武装护送办法。1945年旧历八月中旬，杨得志、罗荣桓、滕代远等27名领导同志从延安到太行山的麻田，又从太行山来冀鲁豫也是从塔岗过铁路，李先贤派武装接过来的，还有化装经交通员护送的共约2000多人。

　　四

　　1943年夏天，冀鲁豫四地委建立了中共延浚汲淇四县边区工作委员会，即在卫西工委的基础上划分两个工委，浚县铜山以北仍为卫西工委，铜山以南为延浚汲淇四县边工委，李先贤任四县边工委书记。四县边工委对外称八路军工作团。由于四县边工委会的建立，1943年的后半年，李先贤就由隐蔽转为公开工作。四县边工委会的工作，既有公开的武装斗争，又有领导敌占区的隐蔽工作。1943年四县边区工委会成立后，对敌占区的地下党员分批到根据地学习，李先贤学习后工作能力提高很快。

　　伏击牛二阎王。日伪汉奸牛英德是浚县伪保安联队兼伪区长，他的二哥在伪保安联队当营长，由于他二哥仗势欺人，到处敲诈勒索，作恶多端，当地人民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因此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牛二阎王。

　　1943年夏天，四县边工委书记李先贤找到打入牛英德部的地下工作者李翰轩商量，如何铲除牛二阎王问题。最后决定：趁牛英德去新乡与日寇联系不在部队之机，派牛二阎王去侯屯村催粮，四分区部队事先埋伏侯屯村，活捉牛二阎王。

　　李先贤回罗滩村分区司令部向赵东寰司令员汇报情况和俘敌计划，赵司令员当机立断，派新四路执行俘敌任务。新四路于第二天拂晓到达侯屯村，封锁消息。决定等牛二阎王这个营完全进村后再进行歼灭。

　　第二天早晨，牛二阎王骆着高头大马，带着全营伪军，大摇大摆地向侯屯村进发。当伪军三分之一进村后，新四路一位缺乏经验的战士便开了枪，战斗被迫打响，几十分钟全歼进村伪军一个连，未进村的伪军听到枪声，溃不成军，抱头鼠窜。牛二阎王进村后一听到枪声，察觉到中了埋伏，吓得不顾指挥部队，下马藏到柴草垛里，等新四路打扫战场后返回罗滩，牛二阎王狼狈逃回新镇，声言牛内部有共产党奸细，牛说：“战斗中，八路军减着活捉我，连我穿的白鞋他们都知道，没有奸细，他们怎么知道得这样清楚。”

　　事后，军分区让李翰轩提高警惕，作好应变准备。

　　积极筹备四县边办事处。四县边工委建立以后，工委书记李先贤将四县边区人民极力要求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情况向地委书记张国华，专员杨锐作了汇报。地委让李先贤负责筹备四县边办事处的工作。

　　李先贤返回四县边以后，积极工作，动员一些同志到四县边办事处工作，经过一段筹备，经地委批准，于1943年10月12日在延津县原屯村召开会议，宣布了延浚汲淇四县边办事处成立，办事处主任姚步霄。四县边办事处从1943年10月12日成立，到1945年6月撤销，工作人员从几个发展到近百人，为抗日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立和发展四县边游击大队。1944年4月，延浚汲淇四县边区抗日游击大队成立，李先贤兼任政委，原大队200多人，除部分回家外，其余编成一个连。

　　延浚汲淇四县边区抗曰游击大队成立以后，在李先贤的领导下，经历了无数次大小战斗，抗击了比他们力量强大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敌人，取得了一次又一次以少胜 多的辉煌胜利。

　　宋村伏击战。1944年7月，李先贤获悉剿共副总司令孙殿英将杨明卿(伪华北剿共总司令部新五军驻滑县某师师长)调回新乡。杨从道口镇乘船经卫河水路赴新乡。李先贤即令四县游击大队插到敌占区汲县城北的宋

　　村埋伏。狡猾的敌人用一部分步兵在河堤上步行保护行船。战斗打响后，杨明卿坐船向淇县逃窜，只消灭了河堤上的敌人，俘虏10余名，缴获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子弹千余发，李先贤所在的大队无一伤亡，这个大队成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而且只有一个连的兵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敢于深入敌占区，白天对敌人进行伏击战，英勇战斗，事实使人们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才是真正抗日的。

　　到1945年日军投降时，兵力增加了4倍，武器装备大有改善，战斗力大大提高。

　　不久，延浚汲淇四县边抗日游击大队升为军分区部队。后又升级到正规军，赴山东参加解放战争。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争取延津县贾子和的民众自卫团。贾子和是延津县城北王堤人，是当地地主，1938年春贾子和在王堤、胙城一带成立了民众自卫团。

　　为争取贾子和走上抗日道路，李先贤和四分区七县办事处副主任郭省吾亲自到贾团找贾子和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对贾进行了形势教育和共产觉的政策教育，指出只有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贾子和在党的教育下，从思想上逐渐靠近他们，但是争取贾子和走上抗日道路并非易事，是经过激烈的三角斗争的。

　　贾子和打魏邱的那天，李先贤随新四路住在刘訾村，苏子英与汪子成带贾团部百余名到了刘訾村，他们在打魏邱时与贾子和失掉了联系，李先贤和王伟商量，在贾团困难时应加以帮助，即令供给处拨给他们粮柴，等他们什么时候与贾子和取上联系，让他们返回。

　　1944年4月1日，滑县伪保安团第三大队在四分区的武装部队拔掉沙店伪据点时率部队反正，对贾子和震动很大。李先贤抓住有利战机，对贾子和进行争取工作，使贾子和看到周围环境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早作决断，于1944年7月举行起义，公开宣布投靠李先贤他们。

　　五

　　1943年7月，淇县西部山区建立了淇县民主抗日政府，同时在淇县东南部建立了冀鲁豫边区延浚汲淇四县边工委淇县区分委，李先贤兼任淇县区分委书记。淇县区分委成立以后，李先贤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的队伍，在贫雇农、店员和学生中发展党员10名，在连年蝗灾，农业减收，苛捐杂税严重的情况下，发动穷苦农民开展“辞地借粮”活动，为防止地主高利贷剥削，实行借粮折价还款政策，并采取了拖延还款办法，还要求地主降低租怠。用算帐的方法向地主开展斗争，使租息由50%降到20%，通过斗争，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树立了长期斗争观念。李先贤在上层人士中开展统战工作，在敌伪组织中进行策反工作，团结各阶层进行抗日斗争，使敌占区人民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在解放战争中，李先贤积极贯彻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维护人民的利益。在当地开展“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运动，从物资上、兵援上支援刘邓大军南下，有力地配合了前线作战。

　　李先贤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战争中，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出生入死，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先后参力口了几十次战斗，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为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积极贡献。

　　六

　　全国解放后，李先贤任平原省公安学校教务主任、平原省公安厅政保处长、人事处长，河南省工业厅纺织处处长等职，为我省公安、纺织、石油等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先贤受到诬陷迫害，遭到毒打，受到不公正待遇，身心被严重摧残。但他相信党，相信群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林彪，“四人帮”一伙制造混乱，迫害老干部及企图纂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利的罪恶行径，李先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同这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欢声雷动，闻此喜讯，李先贤非常高兴，。恢复工作后，他又怀着对党和事业的无限忠诚，拖着病残的身体，奔赴到豫北各县指导化肥厂的改建和化肥生产，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和坚强党性。

　　1977年李先贤调郑州轻工业学院工作，先后任筹建组长、院党委书记、院长，全面领导轻院筹建工作。他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为征集地皮，他不分昼夜，奔走于轻工业部、省委、市委之间，多方呼吁，勘察地点，征得610亩土地，奠定了轻院的基础。

　　为搞好基建，他身先士卒，吃住在工地，制订规划，审查图纸，亲自联系基建材料，落实施工队伍。为建立轻工业建设需要的专业，他多次到轻工业部研究、确定轻院的专业设置。为建立师资队伍，在当时教师紧缺的情况下，他四处求援引进人才，今天轻院的很多教学骨干，都是经他亲手办理的。李先贤为郑州轻工学院的创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79年，经过短短两年的筹备，轻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开始为我国培养轻工战线上的高级人才。为了搞好教学和科研，李先贤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深入第一线，调查研究，组织教学、科研活动，领导制订教学计划。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教师，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洁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调动了办学积极性。他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加强学院各级党的组织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要求于部，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培养了学院良好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李先贤为轻院建设倾注了满腔心血。

　　1983年，李先贤退居二线，担任顾问，但他仍然关心，支持后任领导班子工作，在轻院建设遇到困难时，不顾病体到轻工业部商讨解决办法，多次协助领导班子解决重大问题。即使在住院期间，他也坚持理论学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病重时，他多次向组织和家属表示后事从简，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晚节。

　　1991年8月18日，李先贤因病医治无效，在郑州逝世，终年73岁。李先贤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他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信念，具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大事大非面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为人正直，胸怀坦荡，无私无畏，刚正不阿

　　英模人物刘耕夫

　　赵树人

　　刘耕夫，原名尧绪，曾用名清农，193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历任游击队大队长，滑浚淇三县抗日自卫军副司令、连长、营长、县大队副政委、团参谋长、作战科长、战勤处长、后勤第五分部副部长等职。1979年元月离休。因患癌症，于1982年3月21日逝世，终年69岁。

　　一、坎坷的学生时代

　　刘耕夫1913年10月出生于河南省淇县西岗乡臧口村，祖父是个石匠，在臧口村又是单门独户，常受本村地主恶霸的欺压。因此其祖父决心供子孙求学，希望他们能出人头地，以支撑门户。刘耕夫的父亲在北京上大学，大哥上师范，耕夫7岁即入本村私塾上学。一个农民供几个学生，加之军阀混战，苛捐杂税繁重，逐年债台高筑，每年还不上利息，利又作本，滚来滚去，欠下外债4万多元，业不抵债。耕夫10岁那年，债主们把他家告到官府，说他家抗债不还，经官府判决，全部家产被债主们平分了。从此

　　刘耕夫家一贫如洗，只好租地种，以维持全家人生活。刘耕夫处境也日趋困难，但家里仍设法让其读书。1928年9月，刘耕夫到西枋城第七高小就读。

　　西枋城小学校长是吴丹坤，系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在大革命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在豫南潢川暴动失败，被国民党通缉隐匿在家，创建学校。吴丹坤领导学生打庙拆神像，利用庙宇当学堂，给学生们上了一堂最实际的反封建迷信课。他对穷苦学生特别关心，象刘耕夫、靖润生等学生，受到了吴校长的器重，经常暗暗的让他们阅读共产主义小册子，还给他们讲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讲苏联推翻沙皇建立工农兵政权，以及进行四年计划的情况。这些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在刘耕夫脑子里留下子非常深刻的印

　　象，加之当时家中生活困难，思想中常考虑个人的前途出路问题。刘耕夫非常希望共产党闹革命成功，好改变自已政治经济上受压迫的现状。由于他学习成绩优良、思想进步，于是便成了学生领袖。

　　当时学校教员中有一个叫姚秀生的，是国民党员，勾结当地封建地主，反对吴校长的进步言行，说学校“赤化”了。吴校长怕再遭不测，只好脱离学校。临走前暗中将原由告诉了耕夫。耕夫对此事非常不平，便在学生中积权进行活动，说姚教员把吴校长嘀咕跑了。由于吴校长为人正派，在学生中很有威信，大家群起反对姚秀生。一场风波过去，姚秀生被赶出了枋城学校，吴校长又回来了。这是刘耕夫进行斗争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从此，大家安心学习，学校在吴校长领导下，办的朝气蓬勃，名声大振，外地的学校也纷纷来参观学习。谁知，这更激怒了反动势力，姚秀生和原庙里的道士张明真同封建地主等勾结太行山边的土匪，于1929年农历9月27日的夜里，将学校包围，对正熟睡的师生们进行突然袭击，放火烧了学校。刘耕夫等男女师生40多人被虏上山。

　　耕夫由于家庭破产，其父大学毕业后又失业闲住，自己又被土匪绑架，正所谓“漏屋遇到连阴雨，破船遭到顶头风”，这给16岁的刘耕夫很大的打击。他思想苦闷，伤心流泪，在吴丹坤校长的开导下，使他进一步认识了旧社会的黑暗。土匪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不捣毁这吃人的旧社会，人民是永远不能改变现状的。后经其父各方努力，到处借钱，才把他从山上赎了回来。

　　学校被烧了，刘耕夫失学，只好帮其伯父种西瓜，又到辉县百泉村治学院当勤务员。但时间不长，1930年5月由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了军阀混战，河南政局发生了剧烈变化，百泉村治学院停办，只好回家。

　　回来后，经亲友介绍，刘耕夫到本县马湾圣人庙小学当教员。当时学校盛行孔孟的四书五经，学监及学生常以此与耕夫为难。耕夫以教授新课本为由予以拒绝，井在校门上亲笔书写“育英乐园”四个大字。在此期间除教课外刘耕夫抓紧时间自学。1930年快放秋假时，在仁叔张培知的资助下，刘耕夫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浚县师范。

　　二、为追求真理而斗争

　　考入浚县师范，使刘耕夫精神大为振作，他决心以优异的学业报答亲友的帮助，以丰富的知识报效祖国。他奋发学习，努力进取，但是经济上的困难太大了。虽然有仁叔的资助，但他家几口人，全凭他当教师这点收入养家，加之校方克扣，他的薪水收不敷出。刘耕夫清楚地知道人家的难处。向家里要钱，那是根本不行的，家中债务累累，生活十分困难。一些好心的同学给耕夫出主意，要他向订婚的岳父家求助。耕夫的岳父周歧昌是浚县的大地主，又是伪政府的税务局长。上次枋城学校被土匪抢劫，他内弟也被架上山。周歧昌遂用钱把儿子赎回，对穷女婿他却根本不理。耕夫对其岳父印象很坏，不愿向他低头。谁料经济困难日甚一日，无奈，便忍着气向岳父开口了，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分文未给。这对耕夫是个很大刺激，这件事使他更加理解了“为富不仁”这句话的含意，也使他增加了苦恼，曾一度想摆脱红尘。这时在外地工作的吴校长曾来师范，亲自与耕夫谈话，要他树立克服困难，百折不挠的思想，并指导他如何学习、自修。刘耕夫经过思想斗争又打起精神，树立起积极的人生观，决心为寻求真理而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学生们的抗日爱国运动更为高涨。刘耕夫看到祖国的河山被日本占领，怒火万丈。他积极参加游行示威，并组织同学们下乡宣传，唤起民众，成为运动的积极分子。

　　此时，一个叫陈留玉的同学(滑县桑村人，后改名为陈鑫)，与刘耕夫很要好，经常谈些共产党领导暴动的事，如大名师范学生把反动校长或教员赶走了等。还利用上浚县大伾山玩的机会，拿出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或传单让耕夫看，并问他有何见解，抱什么态度?刘耕夫联系吴校长过去讲的，深感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党，能推翻这腐败的旧社会，所以明确表示愿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8月，由陈留玉介绍，经当地的地下党领导人杨庆然、徐仲三批准耕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候补期6个月。从此，刘

　　耕夫成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与此同时，师范学校校长姚蔚东，则用尽一切办法贪污校款，扣压教师薪金，还聘请一些不正派的女教师(外号称“野鸡”的大学生)。全校师生普遍不满，但敢怒而不敢言。刘耕夫抓住女教师讲心理课讲错一句话，当堂质问，羞得她满脸通红，恼羞成怒，下课后便去向姚蔚东辞职。校长把刘耕夫大加训斥，并让其仁叔张培知老师叫刘耕夫罚跪。这些都没有压倒耕夫，反而更激起了他对校长的不满。他积极奔走，宣传鼓动学生，暗中贴校长的没头贴子，还用粉笔在墙上写校长的贪污等丑事，还到淇县城

　　里托其大哥印了宣传单。这一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1932年12月，在党组织领导下，终于赶跑了姚蔚东。学生们游行示威，包围了浚县伪县政府，吓得县长李长庚，衣服都未穿好，即从后门跑出去。学生们一定要与县长谈判，刘耕夫等4个学生代表进入县长室，但伪县长竟用枪威吓学生，骂学生们混蛋!说他们是受了共产党宣传，是“红帽”(即共产党)。刘耕夫正言厉色地质问伪县长：“县长是否还准我们说话?你讲理吧?为什么这样污辱学生!”伪县长见学生不可欺，于是又改变了态度，叫传令兵拿烟倒茶，并安慰学生们先回学校，一定查清严惩。学生们回校后，学校便被警察包围，下令要逮捕刘耕夫等7名学生领袖。刘耕夫等7人恰不在学校，虽未被捕，却被学校开除了。

　　失学后，刘耕夫常去淇门王舒苗家，因与王的弟弟是同学，就将师范闹学潮被开除的情况告诉了王舒苗。王当时在农伍中学任教，听了后很是同情，对姚蔚东及伪政府的行为极为不满。从此，耕夫结识了王舒苗。王舒苗常向耕夫介绍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及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对于刘耕夫学习科学社会主义帮助很大。恰在1933年，王又到师范任国文教员兼指导主任。王舒苗在校务会上提出“无条件收回被开除的7名学生。’’他义正辞严，加上舆论界的压力，迫使继任校长陈苒琛答应收回，刘耕夫等又回到师范学习。王舒苗是位思想进步而又富有正义感的老师。王到师范后，有组织学生、教师成立“学(生)教(师)联合会”，为改善学生待遇及教师增薪而斗争。刘耕夫仍是学生中的骨干，又一次与反动当局闹起来。继任伪县长任怀荣(外号叫“坏虫”)，带十几支枪到学校，对学生训话，进行

　　威胁。刘耕夫扯住任“坏虫”的大褂，王舒苗质问伪县长，什么叫越轨行为?他看势头不好，说了声：“你们师范的事情我管不了!”便溜走了。

　　1934年，刘耕夫由浚县师范毕业后，到西枋城学校当教员。因带头反对反动校长杜佑农贪污，又被学校解聘。

　　1935年，刘耕夫到浚县第五小学即丁提口小学任五年级教师。一次县教育局督学刘茹芝到校，刘耕夫正在讲课，没有停课去拍刘茹芝的马屁。督学以“思想不纯，资格不合’’为由，将刘耕夫解雇。

　　尽管刘耕夫遭到一再的打击迫害，但他没为此而退缩屈服，而是更增加了他对反动派的仇恨，更坚定了他的革命意志。

　　三、组织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武装

　　为了收复国土，赶走日寇，刘耕夫决心投笔从戎。经过王舒苗介绍情况，他于1936年到察哈尔省寻找共产党员吉鸿昌的抗日同盟军。但到察哈尔省时，吉鸿昌早已下野，只好到宋哲元领导下的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当学兵。后又调独立二十六旅三七六团当副班长。

　　这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到师范学习。日。刘耕夫和王舒苗(此时王在三十八师任上尉书记)商量抗日。王见电报中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又在平型关打了胜仗，就让刘耕夫回家乡看看，准备在敌后开展游击。此时适逢二十九军开往焦作，刘耕夫到焦作后即退出该部。1937年12月经扶轮小学地下党员韩秩伍介绍，刘耕夫到山西晋城我党组织的华北军政干校学习。

　　经过短期训练，刘耕夫等7人被分配到豫北淇县、浚县、滑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因环境恶劣，一些人回了家。1938年4月下旬，刘耕夫返回太行山的陵川县找到了刘子超，汇报了情况。这时刘子超任太行南区游击司令，于是委派刘耕夫为晋东游击队长兼淇县抗日政府的武装科长，委任淇县地方进步士绅李一尘为县长，并派庄林等带委任状及游击队公文一齐下山。路上因缺路费，刘耕夫卖掉了上衣。到淇县山区适逢国民党一战区长官部也到了淇县，还有国民党委派的淇县县长张景源等。一

　　战区长官部只承认张景源的县政府，说他们是正统，不承认我们委派的县长。为了团结抗日，经庄林请示，我们让了步。

　　庄林回太行后，上级派刘惠岳和刘耕夫到淇浚滑三县活动，在滑县见到地方党滑县县委侯相谷、地委吴兰田(后叛变)，共同研究了组织游击队问题。因春荒给养困难，决定在淇泼滑三县边界的卫河两岸比较富裕的地方成立抗日武装。并约定以后工作与侯相谷联系，刘惠岳回了太行。刘耕夫即按照刘子超交待的方针、政策进行活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扩大抗日力量。先后联络了他的老师董乐山，还联络了浚县名绅孙至诚，以及许多同乡、同学和青年。为训练骨干，刘耕夫还派靖润生、王祥符等同志去滑县八里营抗日训练班当教员。这个训练班名义上是国民党濮阳专员丁树本和滑县县长车光远组织起来的，实际上训练班为我党所控制，为革命培养了人才。

　　1938年6月，王舒苗回到浚县。刘耕夫和王一起去见侯相谷，共同研究建立一支人民抗日自卫军。经侯相谷同意以后，刘耕夫、王舒苗、董乐山、孙至诚便召集他们的同乡、同学、亲戚、朋友、青年农民和青年学生组成抗日游击队。因为孙至诚当过伪省府秘书长，曾当过军阀冯玉祥、刘振华的秘书，当过偃师县、林县、安微桐城县的县长等，社交广，影响大，号召有人听，所以让其出面当司令，刘耕夫任副司令，王舒苗任政治部主任，董乐山任参谋长。1938年7月初，在浚县新镇正式成立了“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自卫军”。自卫军建立了机构，刻了公章，在新镇大街刷写了自卫军联合抗日的大幅标语。抗日训练班的学员、教员也纷纷来参加。抗日自卫军一时间搞得轰轰烈烈，很有声色，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自卫军成立不久，时值我八路军三四四旅(代旅长杨得志，政委黄克诚)六八八团(团长韦杰，政委唐天际)来豫北围歼王自全、司华生、扈全禄等地方土匪和地主武装，抗日自卫军便积极配合作战。

　　随着队伍的逐渐扩大，迅速发展到3个支队，1000余人。增加武器弹药成了困难，刘耕夫便想方设法搞武器。他一方面在卫河上截击日寇军用船只，缴获武器;另一方面在司令部成立了交际处，由交际副官郭玉峰专门负责从富户和群众中明访暗查收集武器弹药。当时自卫军的政策非常严明，办事一视同仁，刘耕夫的岳父周歧昌是个大地主，家里有钢枪7支，不愿全交，后来被自卫军交际处全部没收。

　　随着自卫军的不断发展，部队经费也不断增大，光靠上级拨给是不行的。刘耕夫一面派人缴获敌人的粮食，一面派人征收富户捐来维持部队生活。当时富户捐的征收是按具体情况而定的，有办法的地主多收，资产少的富农少收，司令部交际副官郭玉峰曾向他的老师孔庆贤一次征收10石小麦和1支短枪的富户捐。

　　抗日自卫军活动范围愈来愈广，他们不但与日寇斗争，还抽出人力做宣传工作。他们曾多次在卫河上袭击日寇运输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粮食布匹，还组织宣传队到枋城、郭村、码头等农村唱歌演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教育群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打倒日本侵略者，不当亡国奴。并广泛发动群众，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支援抗日队伍。在抗日自卫军蓬勃发展的时候，刘耕夫发现孙至诚劣根未变，暗中捣鬼，企图将自卫军拉走，送给他的朋友——濮阳专员丁树本作人情。于是，就和王舒苗商量对策。因当时自卫军已接受滑县县委领导，所以刘耕夫、王舒苗立即向侯相谷反映此情况。经多方考虑，认真研究，最后决定：第一，派中共党员张平甫到自卫军任青年干部，带上入党志愿书，发展新党员，抓部队骨干;第二，为了防止孙至诚勾结丁树本强行吞并自卫军，决定立即投奔我八路军六八八团，并委托刘耕夫负责联系。刘在浚县找到六八八团联络参谋李松林，说明原因，表示愿意接受该团领导，改名为六八八团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李参谋说：只要是抗日队伍我们都接受。

　　刘耕夫回部队后与王舒苗商量，准备先发制人。他们一起去找孙至诚，公开提出部队想投奔八路军三四四旅六八八团。孙坚决反对，执意要投靠丁树本，并暗中与丁联系。丁派一个团四路纵队到新镇大街示威，企图收编游击队。情况紧急，派刘耕夫立即去找六八八团汇报。六八八团副团长谭健当机立断，遂派二营营长冯志湘前往相助。冯营长带着二营300余人连夜赶至新镇，掩护游击队。当时，丁树本知道，他虽有一个团的兵力，是根本抵不过八路军正规部队一个营的，所以未敢黩武。孙至诚无奈，只好同意和平协商将部队分家。经过商定：愿投丁树本的就走，愿投八路军的就留下准备北上抗日打游击。最后，原收编的一部分杂牌队伍投了丁树本，剩下的几百人由刘耕夫带领成立了“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刘任支队长，李天军任副支趴长，单独活动。

　　冯志湘带二营离开新镇以后不久，六八八团派联络参谋李松林到游击二支队任政委，还派了几个政工干部协助工作。由于日寇要集中兵力进攻浚县新镇一带，二支队就跟随六八八团向北转移。部队从新镇北上，经过铜山、裴营等村到大赉店，又西进到淇县形盆、马圪垱、大李庄一带。5天以后，二支队又单独回到浚县裴营村。此时，由于浚县国民党县长马寒涛煽动，当地几十个村的红枪会人山人海包围了二支队;压取了二支队所有的枪支弹药。刘耕夫、王舒苗找熟人出面交涉，红枪会几个会首根本不听。因为二支队队员穿着各色各样的便衣，红枪会认定是杂牌军，扬言要用红缨枪全部挑死。在这关键时刻，副队长李天军骑马在浚县王下务村找到了政委李松林汇报了情况。李政委带了几个战士骑马急驰赶到裴营。红枪会几个会首看八路军服装整齐，威风凛凛，而二支队与这些正规军有密切联系，吓得直说好话;不仅归还了二支队全部枪支弹药，而且还多赔了两支钢枪，并立即派人杀猪宰羊，招待二支队吃喝。四五天以后，二支队和红枪会交成了朋友。后来，六八八团派骑兵到裴营联络，把部队带到内黄井店沙区活动。从此，二支队就跟随六八八团转战在华北大平原上。

　　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在刘耕夫带领下，跟随六八八团参加过多次战斗。

　　1938年11月，部队开到山东高堂县境内，城里驻着许多日本侵略军。六八八团得情报后，计划抽尖刀班，摸进城内，搞掉敌Ⅱ黼戛，淌灭敌人骑兵团，然后袭击城内之敌。那天，抗日游击二支队的任务是守卫交通要道上的一座大桥，防止敌人逃窜。晚上，攻城开始，尖刀班摸进城内，杀掉敌人层层哨兵，在将要打开城门的时候不幸被敌人发现，双方战斗激烈。尖刀班因寡不敌众，撤出城外。大部队同城内敌人展开炮战。六八八团看到情况有变，不易取胜。于是就迅速而巧妙地抄小路撤走。而城内敌人，摸不清头脑，倾巢出动，枪炮齐鸣，顺公路追赶。敌人追了数十里，折腾了好半天，未见八路军人影，扫兴而归。

　　1939年2月，二支队随六八八团开到河北省威县，部队驻扎在香城固镇。香城固镇是一个南北2华里的大集镇，周围有寨壕而没有寨墙，是一个易攻不宜守的地方。日本侵略军发现八路军以后，准备发动进攻。八路军得情报后，积极准备：在险要处修了工事，在公路上设了障碍，大部队在公路旁设下埋伏，二支队在后方警戒守卫。日军第十军团四十联队安田步兵中队派8辆军用汽车，载200多个敌人，气势汹汹地顺公路开往香城固附近。八路军首长诱敌深入，给日寇布下了一个“口袋”。霎时间，枪炮齐发，战斗异常猛烈，日军不知所措，指挥失灵，被动挨打，乱作一团。八路军当即摧毁敌军车5部，余下的残敌掉头鼠窜，八路军乘胜追击，全歼了来犯之敌。

　　不久，部队开到河北省×县林潘寨附近。据侦察，寨内驻着汉奸王来贤的皇协军一二干人。王来贤在该地区是个恶棍，娆杀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恨之入骨。二支队配合六八八团下决心消灭他，为民除害。经过精心部署，战斗在清早打响。八路军趁敌不备，发起突然袭击，打进林潘寨，全歼了守寨之敌，活捉了王来贤的老婆，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但后来才发现，王来贤的司令部设在寨外的一个孤僻的大宅院里。于是，八路军集中兵力包围敌人司令部。经过激烈战斗，敌人司令部所谓80个精兵被

　　消灭，王来贤落荒而逃。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数百名，缴获步枪1000余支，战马60匹。当地群众拍手称赞，端水倒茶夹道欢迎八路军。

　　1939年春，抗日游击二支队随六八八团转移到太行山活动。由于当时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二支队不少人离队回家，到山西长治休整时，二支队只剩下200人。于是，六八八团党委决定，将二支队改编为该团一营二连，刘耕夫任连长。豫北抗日游击二支队即宣告结束。

　　刘耕夫组织的“滑浚淇三县人民抗日自卫军”虽然只存在几个月，但它活动广泛，从豫北到鲁西北，冀南都留下了他们战斗的足迹，影响很深。它唤起了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特别是卫河两岸的广大青年，为了抗日，拿起武器，奔赴抗日战场。这支民众抗日武装，不但直接打击了日本侵略者，而且为后来发动群众，一致抗日，起了良好的带头作用，也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四、英勇善战赤胆忠心

　　刘耕夫，在战争年代，不怕流血牺牲，作战勇敢，作风顽强，对党赤胆忠心。1943年10月，刘耕夫调任申共四县边工委委员，并任延浚汲淇四县边办事处统战科长。1943年秋开始，冀鲁豫四分区部队在各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进行了卫南战役，先后消灭了日伪杂牌军近万名。但是盘踞在滑县沙店的伪二十三师之一部和滑县伪保安三大队尚固守在滑县沙店集。沙店是战略要地，西通汲县城，东通马兰集伪据点，南通封丘县，北通滑、浚两县城。这个集镇由于敌人驻扎，切断了四县边与地委、分区的联系。为此，分区首长决定拔掉这个据点。1944年3月，冀鲁豫四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张国华，指示中共四县边工委，要利用关系进行策反工作。刘耕夫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不避艰险，带领侦察人员，化装后进入沙店。他利用旧时同学关系，与滑县伪保安第三大队副大队长刘尚德和大队长苗清华的三姨太取得了联系(苗清华当时在滑县城内)，并通过刘尚德了解到敌人在沙店的布防情况，将地形及工事绘成草图。分区首长掌握敌情后，指挥部队于3月30日向沙店发起了进攻。经过2天激战，伪二十三师等部在敌援兵的协助下向滑县和汲县逃窜，滑县伪保安第三大队，由于刘耕夫反复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晓以民族大义，成功地进行策反工作，在副大队长刘尚德的率领下，于4月1日正式宣布起义。苗清华也于该部起义后的20多天，从滑县城返回，归顺我军。

　　这支超义部队，很快被编入我军序列，命名为“延浚汲淇四县边区游击大队”。苗清华、刘尚德分别任正副大队长。中共四县边工委书记李先贤兼大队政委，刘耕夫被任命为该大队副政委，他是这支部队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政工干部，为团结改造这支起义部队做出了贡献。四县边游击大队在战斗中成长，进步很快，在开展对敌斗争、保卫边区、巩固和扩大解放区，宣传组织群众、征收公粮、组织战勤工作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战功。

　　刘耕夫有勇有谋，智勇双全，他先后参加过上百次的大小战斗，总是临危不惧，指挥若定。1944年7月的宋庄伏击战，是在游击大队成立不到3个月时，深入敌占区进行伏击，初战获胜。得敌机枪1挺，步枪10余支，子弹1000余发，俘敌10余名，我无一伤亡，大大鼓舞了部队的士气。之后又多次指挥部队以少胜多歼灭敌人。

　　有一次，刘耕夫和几个同志带着宣传品去敌占区进行宣传，途中被伪军盘问，要检查。刘耕夫十分沉着，随机应变，说我和你们司令是熟人，还训斥了伪军一顿。伪军们被镇住了，赶快放行。还有一次，即打沙店据点前，分区张国华政委让刘耕夫带分区十六团杜团长、一个侦察股长和两名突击连的连长，深入玫据点内去侦察地形。几个人经化装出发了，在沙店附近，遭到伪军哨所盘问，刘耕夫机智沉着，骗过了敌人，进入了敌人据点内，完成了侦察任务。在战斗的岁月里，刘耕夫为了党的事业，把个人生命安危置之度外，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

　　五、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鞠躬尽瘁

　　1949年5月，刘耕夫由三五七团参谋长调到分区教导大队任大队长。他一面训练提高学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一面抓行政管理。他亲自下伙房研究改善生活，帮助伙房改炉灶，抓节煤，取得显著的成绩，受到平原省军区的通报表扬。

　　新中国成立后，他深知胜利来之不易，也感到建军建国的责任更重了。他一心想着建设好我们的军队，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处处以身作则。在1950年的生产中，他带头开荒受到分区的通报表扬。他任新乡军分区作战科长时，亲自带领工作队下到各县剿匪。在三反运动中，他积极领导，分析情况，掌握政策，受到分区党委的大会表扬。

　　1952年4月，刘耕夫进入南京总高级步校深造，两年后留校担任教员。由于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通过正规的理论学习，所以他无论担任总高级步校的师资训练班的教员，还是担任战术教授会的教员，都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的讲课，使学员们听得懂，记得住。他为培养

　　我军中高级指挥员，也为我军院校建设，为部队的战斗化和正规化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61年后，刘耕夫先后担任过总后勤部大同办事处司令部战勤处长，军务处长，训练处长。1971年12月，他担任后勤第五分部副部长。不论职务如何变动，他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积极工作，不怕艰难困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患高血压病的情况下，仍顽强地坚持工作，始终保持旺感的革命意志，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

　　刘耕夫，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敢于坚持原则，坚持真理。是一个党的观念强，组织纪律性好的优秀党员。1955年审干时，刘耕夫曾被隔离审查，他不怨恨党，相信党会落实清楚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林彪、“四人帮”的打击迫害。但他坚信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不屈服于压力，并与之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粉碎“四人帮”后，党为刘耕夫落实了政策，改正了强加给刘耕夫的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他的政治荣誉。党龄从1932年8月算起，按正师职待遇。他虽然于1979年元月离休，仍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关心党的事业，热情关怀新干部的成长，支持部队建设。由于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82年3月21日病故。

　　刘耕夫在50年的革命斗争中，对党忠心耿耿。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努力奋斗的一生。

　　(原载《朝歌英魂》)

　　。他生活俭仆，廉洁奉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联系群众，爱护干部。团结同志，深深赢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衷心爱戴，赢得了知识分子的信任和尊重。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辉煌业绩，将永远激励着后人前进，他的英名将载入史册，永传后世。

　　(原载《朝歌英魂》)